旅游翻译的研究

众所周知，作为旅游业三大支柱之一的旅游资源对旅游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我国将于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游记类典籍中地名记述数量众多，虽然并非专业文献，追溯所到之处的“得名之由”及探求所涉地域的命名理据也原非游记一定要包含的内容。尤其是中华游圣徐霞客（1587—1641年）所撰奇书《徐霞客游记》（现存60多万字），据权威数据统计所载行经地名就有1万多处。旅游地名记录遍及每页每段，有些段落甚至每一行都有，几乎举目皆是，因而在《徐霞客游记》的典籍外译、研究与评估中不可小窥。出于对传统地名翻译不足（即对语言转换的理解存在表征性偏狭，竟至“忽略语境，只顾为单词、词组和句子贴等值标签”）的认识，笔者拟以徐霞客研究为切入点，从美籍华人李祁的《徐霞客游记》英文节译本的不足或缺憾谈起，通过汉语拼音方案的运用（之于国家统一形象）、地名翻译的范式及其变通以及音译、直译与文化传神意译原则（之于国际交流意象），探讨广泛意义上旅游地名翻译规范管理可能的向度。并以此顺势说明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语言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的意旨所在，以期从全球文化生态的角度阐发其中蕴涵的旨趣意义与文化“软实力”。

与其他任何古典名著研究一样，《徐霞客游记》版本与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十分重要，专家们为之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可以说，徐学研究方兴未艾，正在并将得到海内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遗憾的是，就《徐霞客游记》文本本身的外译情况而言，选译精本居多，如汉学家雅克·达教授（汉名“谭霞客”）20世纪90年代就曾出版了法文选译本。直至当下，尚还未能找到英文全译本。而英语世界唯一的节译本，是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Travel Diaries of Hsǜ Hsia-k’o（LiChi著，以下简称“节译本”）。这一不争的事实，在《汉籍外译史》第五章“中国自然科学著作的外译”第九节“《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的翻译”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节译本作者LiChi，即美籍华人文学家李祁（1903—），祖籍湖南长沙，获得金陵大学学士、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66年又出任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1971年荣任名誉教授。她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擅长新儒学文学批评。节译本的第一篇导言是完全没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亨利·斯瓦茨所写，题为“对大自然之爱：徐霞客及其早期的旅游活动”；第二篇导言则是李祁自己所写，题为“徐霞客生平”。正文部分，共包括14篇译文（主要是名山游记），是将《徐霞客游记》中的部分篇章拆分组合而成的。如分别把《游天台山日记》与《游天台山日记后》、《游雁宕山日记》与《游雁宕山日记后》中的3次游历合并放在了一起，而把《楚游日记》拆开来，将衡山（Heng Shan，Hunan）单辟一节，使之与恒山（Heng Shan，Shanxi）一节比照对应。单从语言层面上讲，李译《徐霞客游记》还是不愧于原文的文笔生动、记叙精详的。但具体到地名细节来说，包括正文主体以及最后的注释与地图索引部分，全书翻译模式之单一，因客观历史条件所限引发的不合规范或错讹之多，令人始料未及。因篇幅有限，笔者仅根据旅游地名翻译的基本范式，结合相关例证作简要的分析点评，并依此说明其文化生态内涵及软实力何在。

交际是有关编码与译码的心理活动过程，其主要目的是意义的获得，交际规范或符号译码代码系统的共享对跨文化交际非常重要。而实行代码系统共享，首先必须依赖一套约定俗成的系统。不规范或错误的拼写会给跨文化交际带来诸多困难，并对拼音规范化这一目标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而这也是与译者的专业素质相违背的。

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中国地名，不仅是国家统一的标准，而且也是遵照国际标准的做法。《徐霞客游记》节译本中，仅以提到的两篇导言为例，旧式拼音比比皆是。标题Hsǜ Hsia-k’o拗口不说，内文中山川湖海方面，无论是Pei-p’an Chiang（北盘江）、Ch’ien-t’ang（钱塘江）、LakeT’ai（太湖），还是Little Cold Mountain（小寒山）、Sha-shan（沙山）、Chi-tsu Mountain（鸡足山），专名与通名部分一律沿用历史上遗留下的、外国人根据自身语言习惯制定的“威妥玛式”（WadeSystem）旧拼法，如不看上下文连国人回译还原起来都非常困难。

威妥玛式是1867年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Wade）拟订的汉字注音方案。1912年翟理斯（H A Giles）编的《中英字典》采用了“威妥玛式”并略加修改，成为后来英文的常用拼法，称为“威特—翟理斯式”（Wade-Giles Modified System）。威妥玛式旧拼法等虽保持了接近英文拼法的一些特点，但并不完全迁就英文的拼写习惯;语音系统又不符合汉语普通话的语音规律，且极不科学。它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充分考虑汉语的语音特点，拘泥于国际习惯，沿袭了前人使用送气符号来表示声母的办法，在汉语普通话400多个音节中就有160多个音节带有各种附加符号，造成书写方面诸多困难。而在实际应用中送气符号常常被省略不用，因而造成极大的混乱：导致许多不同读音的汉字都拼成了同音字，如张、常都拼作Chang，于、尤都拼作Yu，朱、储、居、瞿都拼作Chu。相同的汉字却有可能有不同的拼法，如河北拼为Hopei而湖北拼为Hupeh，同为“北”却有Pe、Pei、Peh几种拼法。再如青岛拼为Tsingdao，而青海拼为Chinghai，同是“青”拼写也不同。而南方方言的引入，更是增加了拼写的混乱，如厦门（Xiamen）依闽南方言借用葡萄牙文Amoi的写法就有了英文变体Amoy。

因此，继1958年颁布《汉语拼音方案》后，考虑到威妥玛式拼音方案其海外影响甚远，1975年与1977年我国政府先后组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地名专家组会议和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明确提出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并得到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的批准。1978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测绘总局、外交部、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从1979年1月1日起我国对外文件、书刊中的地名罗马字母拼写一律改为汉语拼音，结束了百余年来的混乱而进入了统一而科学的新时代。继1981年ISO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第19次会议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标准之后，1984年12月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国家测绘局联合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部分）》，使我国汉语地名的具体拼写更趋完善，并进一步应用到设计盲文、手语和旗语中来。

从《徐霞客游记》节译本的出版年代推断，成稿日期自当早于20世纪70年代。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以超越当时历史条件的眼光苛求作者“跨越未来”；另一方面，现在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都应扬我国威，宣扬拼音使用的规范化。否则，可能更为严重的是，除英语使用“威妥玛式”外，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使用罗马字母的语言都可根据自己的语言特点各有不同的拼写法。这样一来，同一个中国地名在不同的罗马字母语种里拼法就会不尽相同（更不用说还有另一套斯拉夫字母体系），如“北京”汉语拼音为Beijing，英文、德文拼作Peking（音近皮坑），法文拼作Pěkin（音近白干），西班牙文拼作Pekin（音近皮干），极其混乱。现在，城市代号（city code）规范为BJS（Beijing），国际各航空公司也早替换掉PEK（Peking）一词。上世纪末出版的权威地名词典Merian Webster’s Geographical Dictionary（3rd edition）里，采取的就是“名从主人”的原则，将规范汉语拼音的中国地名作为正选条目，如查得旧拼法的Peking/Peiping，词典均告知参见主词条的字样“See BEIJING”。这不仅是一个地名的拼法更改，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换”。

上述地名的音译不只是简单的拼音拼写问题，还涉及下述更复杂的情况。

根据国家标准中的《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GB/T17693.1—1999）（英语）与中国地名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上述《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汉语地名中的专名一般音译，按汉语拼音方案处理，首字母大写且连写（但不需连接符），通名则一般意译，人名派生的地名原则上也依其同名同译。这是业内公认的地名翻译总则，并随之衍生出如下四大范式：

扩展开来，不外乎音译、直译、意译、音译加意译、音译加直译、直译加意译等几种，但无论如何，通名部分（即类别名词）是应该意译而不应一味地音译处理（比如“莲花峰”中的“峰”就是表示景点类别的通用名字）。如果站在历史的今天重译《徐霞客游记》，也就不该通篇全是Ling（岭）、K”eng（坑）、Yen（岩）、Ch’i（溪）、T’an（潭）、Ch’iu（湫）、Chang（嶂）、Tung（洞）、Shih（石）、T’ai（台）、An（庵）、Ssu（寺）、Kung（宫）、Yǜan（园）、Ch’iao（桥）、Ch’ieh（街）、Ko（阁）这样偏狭的“贴等值标签”的举措，这是其一。

其次，从操作层面看，无论地名是什么，类别往往具有共性，根据地名通名轻易就可判断其为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的名字往往由表示地理或地貌特征的词语组成;人文景观则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色彩，是历史发展的物证。《徐霞客游记》中出现的自然景观名字中一般包括山（mountain；mount；hill）、岩（rock；crag）、峰（peak）、崖（cliff）、沟（ravine）、溪（stream）、岭（ridge；hill）、潭（pool；pond）、瀑布（waterfall）、泉（spring）、湖（lake）、洞（cave）、池（lake；pond；pool）、峪（valley；ravine）等，人文景观的名字中一般包括寺（temple）、塔（pagoda）、楼（tower）、宫（palace；hall）、庙（temple）、陵（tomb；mausoleum）、祠（shrine）、园（garden）、山庄（villa）、亭（pavilion）、庵（convent；nunnery；temple）、台（altar；terrace）、阁（hall；pavilion）、斋（house；hall；study；room）、石窟（grotto）与园（gardens；park）等字眼。《游记》中较难翻译的是景点类别前面名字的翻译。单纯采纳拼音的译法不是不可以，为地名的翻译可以说是确定了“基准点”，但它尚不能满足我们处理生动、复杂、多变的语言现象的需求，也不能讲出地名的来龙去脉，因而往往是不够的。笔者搜集汇总情况如下所示，变通套用后可基本满足需求：

1. 类别名词+of+（形容词+）专有名词，如国清寺Monastery of Serene Rea lm）、（Monastery of True Awakening）独秀峰（the Peak of Unique Beauty）。

2. 类别名词+of+数字+专有名词，如千佛阁（the Pavilionofa Thousand Buddhas）、万春亭（the Pavilion of Ten Thousand Spings）、五百罗汉山（the Mountain of Five Hundred Arhats）。

3. 修饰语+类别名词+介词短语，如鹿岩精舍（the Fine Villaon Deer Cliff）。

4.名词+-ing短语，有些表示动态的景点名称往往使人浮想联翩，是对该景点极其形象的描述，如盼客松（the Guest Expecting Pine）、三潭印月（the Three Pools Mirroing the Mood）。

5.-ing短语+介词短语，如花港观鱼（Viewing Fishat Flower Harbor）。

6.类别名词+动词不定式，如镇海寺（the Templeto Guard the Sea）。

7.（类别）名词+定语从句，如鬼见愁（Sights That Discourage Devils）、飞来峰（the Rock That Flew Here）。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说:“原作的语言和内容，像果皮和果肉一样浑然天成”。借用本雅明这个比喻，语言载体与所载信息也是果皮和果肉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载体的转换与所载信息的转换永远都该同步进行。至于什么情况下采用什么译法，笔者以为，就需要译者坚持“以读者为中心”和“内容优于形式”两大翻译原则——所谓“以读者为中心”，是指面向海外的大众，提供的信息资讯要全面，译文文本要通俗易懂；内容优于形式”则是指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在忠实于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可对原文进行释义、增补、删减、类比或再创造，从而提高可读性和易接受性。

源语地名文本译出后如希展现得像湖光山色那样清晰，则需避免望文生义，用余光中先生的话说还要对源语文本“体贴入微”。关系到具体的“体贴”方式和程度，务必要查阅相关资料再确定译法。一概采取音译往往不能给人带来新奇感，更不能充分反映一国的地学文化。异化法在地理翻译中较常见，目的就是尽可能保留地名的原貌和特色，又不必完全迁就外国人而因此丧失中国文化特色。如何保留原文的文化与历史内涵当是题中的应有之义。这不仅是诸如对黄山不能望文生义就认为是“黄色的山”的问题。再接前面所讨论的意译不该过度的Little Cold Mountain（小寒山）:《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游“游天台山日记”中不只有小寒山，还提到了国清寺与寒山、寒山湖等，这是因为高僧寒山（与拾得同被尊为和合二仙）在此居住70年之久的缘故。另外，对苏州的寒山寺，也有的将其译成了the Bleak/Cold Mountain Temple。而根据历史资料，寒山寺始建于南北朝，唐太宗在位期间寒山曾担任寺庙住持，因而得其名为寒山寺，所以最好采取汉语拼音加直译的方法译成the Hanshan Temple。

再如前边提到过的武夷山上的狮子峰，如果将其单纯地音译，对于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外国旅游者来说都只会片面地知道这是一座山峰，但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得而知。只有使接受者产生相关联想，充分利用在西方世界狮子是百兽之王的背景知识，才算得上是成功的语言交换。否则的话，就等于是放弃了这笔财富，势必会影响译文的阅读效果，无谓地增加读者的认知成本。在这个认知范围不断扩大、认知内容不断增多、而上天却仍不“加我辈以年”的全球化时代，选择翻译策略时自然应考虑如何做才能达到所谓的“读者友好型”的标准。

宗教方面的地名，如观音岩依照选取常用词原则表达为Goddess of Mercy Rock众人可以理解，把观音说成Bodhisattva（菩萨）勉强说得过去，用梵文Avalokitesvara则最为恰切。同理，节译本中的Chictsu Mountain，即徐霞客应丽江木增土司之请留修而历时三月才告成的《鸡足山志》四卷（历史上第一部）中涉及的鸡足山，是佛教禅宗的发源地，传说为摩诃迦叶尊者入定之山。如译为Chicken foot-shaped Mountain是取其形；而只有译为Mount Kukkutapada（梵文kukkuta义鸡而pada义足，即《大唐西域记》卷九之屈屈吒播陀山），才与其为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国家级风景名胜、大理景区主要景点的地位相配。

徐霞客提到这些地名时，自然对这些地方的自然风貌和文化意蕴了然于胸。但因为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个人的认知范围，译者的学识才情即便与原作者接近也难以完全重合。所以，准确翻译这些地名正是转换其文化意蕴的前提。正如同旅游观赏并不排斥对所观景物有关知识的探寻一样，翻译工作时的探寻越深入，决定翻译产出方式的活动余地就越大，准确率就越高，对自身能力的提升以及给潜在介绍对象带来的审美享受也就越有益。联系到《徐霞客游记》文本的翻译转换和传播流布来说，地名的“隔”与“不隔”及语言的“隔”与“不隔”（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术语）与其说是挑战，倒不如说是翻译时应当不断追求的崇高目标。

开放的中国、逐步走向富强的中国需要了解世界，而世界要想走向和平、稳定、幸福，也需要和中国人在心灵上沟通。回顾人类近代200年的历史，凭借着首先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的优势和先进的杀人武器，欧洲（后来扩展到北大西洋两岸）自视为世界的中心、人类文明的唯一拥有者（认为其他地方的人们都是愚昧、荒蛮、落后的）、绝对真理的持有者和传播者。直至现在，世界的思想界都有着两个截然对立的思潮：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文明冲突论的实际后果已为全世界人民所目睹；文明对话论还局限在学术的范围内，但是却越来越深入人心。文明对话才是拯救人类唯一之道。要对话，要让被地域隔开的不同地区、民族的人们沟通，就急切地需要语言、翻译这座文化之桥。毋庸讳言，由于中华文化长期被无情地打击，也由于自身的封闭以及种种文化的、政治的原因，我们通往世界的桥梁太窄、太少了。一方面，中华文化走出去极为困难，在各个领域能够用外语交流的人太少。这在汉语还没有足够的世界话语权的当前，尤其显得跟不上时代。另一方面，对话机会的坐失，又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放缓了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速度。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当生活在“文明中心”中的人们经过痛苦的反思，认识到文化本身是多元的，应该提倡多元对话，特别是希望和中华文明对话的时刻，这一局限的后果愈发显得严重了。

“语言这只变幻不已的蝴蝶，只有通过译者耐心的捕捉和展示，才会获得不同国度和语言的人们的青睐与欣赏。”国际译联主席毕德以此表达自己对构筑异质文明之间桥梁的同行们的期盼。就在今年5月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国家外文局副局长兼中国译协秘书长黄友义先生发表署名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小段话:

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在21世纪初的一次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上也说过如下话语，得到了各国与会者的普遍赞同：“上帝犯了一个‘错误’，让各地区、各民族的人语言不通；我们就是要建起语言之桥，纠正上帝的‘错误’，让人类互相了解，友好相处，只有这样，世界才可能和平、繁荣”。

地名翻译及其管理，就是应该着力建设的众多语言之桥中重要的一座。提起地名工作，专业领域的学者定义说地名是区别各种地理实体的语言文字代号。而笔者则认为，地名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它从历史中向我们走来，又从我们身边缓缓流过。如将语言翻译拿“构筑人类心灵之桥”作比，依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来，我国的地名翻译这座桥刚刚开始筑基，还远没有铺到桥身！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近期预测:国际语言环境建设与国际化城市建设相结合，将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内容。这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一项伟大的事业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心血，每一位“一字不苟，千金之诺”的奉献者都是应该受到尊敬的。地名翻译及其规范管理的进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的过程，是对时代的感悟和工作经验的有机结合;它需要多学科的合作，需要社会对地名认知水平的提升。它终将展示给世人的，是一个融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方式，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综上所述，汉语拼音方案的运用之于国家统一形象、地名翻译的范式及其变通以及音译、直译与文化传神意译原则之于国际交流意象的意涵均已不言自明。

何谓对原文语境关注充分、对源语文本体贴入微？如何才能做到转换后的果皮和果肉依旧浑然一体？或者说，怎样才能让语言载体之转换与所载信息之转换同步进行？或者甚至包括李祁（如果依然在世）在内的翻译实践者会问：翻译一个个小小的地名，有必要了解这么多条条框框和历史文化背景吗？笔者的回答是，绝对必要，而且越多越好。这是因为：首先，只有当你对原文做到了体贴入微、尽窥其妙，译文才有可能做到用字不妄，也才有可能保障句子与语篇层面的正确性。虽然说所了解的语言规范或历史文化背景不能直接转换成译文，却会像原文一样在译文的字里行间留下语迹，减少译文读者的认知成本。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言：“译者仍然是一种学者。他可以不落言诠，可以述而不作，却不能没有学问；不过他的学问已经化在他的译文里了”。为了译文读者能以最低的认知成本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译者就必须付出更多的认知成本。其次，文化传统的翻译，究其本质，事关文化生态体系的构建。文化要素既有共通性、一致性，也有独特性、多样性。文化要素的共通性、一致性，是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载体；而独特性、多样性则是全球文化生态系统健康存续、稳定发展的前提。因此，文化生态绝不仅是一些概念、规则、结构、模式。它更是一种姿态、一种信仰和憧憬，是一种精神的礼节和宇宙的风度。地名的记叙与转译，循此宏观层面大而化之，目的也就不仅是对过去的简单记忆，更是促进今天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自信心，乃至文化自觉与文化建国的手段。而只有当译者付出了足够的认知成本，源语文本所负载的文化信息才有可能随着语言转换进入目标语文本，也才有可能达到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境界。时有发生、屡见报端的事实也证明，沿用旧译称谓、一名多译、译音不准、音译与意译混淆（译界常举的反例如Leewardsands“背风群岛”译为“利华德群岛”）等现象的发生，说明地名转译的准确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语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衷心希望借此篇与大家共勉，充分意识旅游地名英译景清意明的旨趣所在：全球文化生态之语境与民族文化的“软实力”，不仅在语篇之中，同时也在语篇之外。如果借用德里达的名言“Il n’y a pas dehors-texte”，那就是“文本内没有插图，文本外也没有？”思虑体悟之后，不妨我们都知行合一，见行、见心、见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