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犹记三年前我国申报的“古泉州（刺桐）史迹”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由“不予列入”转为“发还待议”，留下了一线生机。这不，2021年由我国福州承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2020年因新冠疫情推迟一年）即将再次审议泉州项目，而该项目也已正式更名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突出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意义，申报遗产要素由16个增加到了22个，新增了安平桥、南外宗正司遗址、德化窑遗址等6处具有浓郁海洋商贸特色的遗产点。
这22处遗产点中，诸如开元寺、老君岩、天后宫、清净寺、洛阳桥等皆为泉州名胜，各地游客必来打卡之处，姑且不表。去年农历大年三十，我重访泉州古城，漫步其中多处冷僻景点，可谓时见珍异。
古泉州的内河驳船码头——文兴码头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闽南甲刹：承天寺
承天寺位于泉州古城的核心区域，其大门不同于寻常寺庙，乃是坐东朝西，山门两侧题有白底蓝字偈联：有无量自在，入不二法门，落款为“沙门一音”——那是弘一法师上世纪三十年代驻锡本寺时留下的手迹。
进入山门后是一道长达百米的巷道，称为“榕径午荫”，沿途七座石经幢掩映于高大的榕树之间，清凉静雅。雪白的南墙上有弘一法师写下的禅悟：“升无上道、得正法流”，“善悟无碍、永得大安”，青白朴素，直指人心。
甬道尽头转而向北，方见坐北朝南的庙宇建筑，依次为天王殿、弥勒殿、大雄宝殿、法堂和文殊殿，其中大雄宝殿为歇山顶重檐五开间，高悬白底墨书的“闽南甲刹”匾额——严格说来，承天寺建寺晚于“泉州名片”开元寺，历史上其规模亦略逊于开元寺，算不得闽南之“甲刹”，倒是与开元寺、崇福寺并称“闽南三大丛林”更为贴切。然而，说它重要，它并不在此次泉州申报的22个遗产点之列；说它不重要吧，谈到泉州的海洋商贸中心地位又首先要来参访承天寺，这是为什么呢？
闽南甲刹 （王在田/图）
说到承天寺，就不得不提到留从效，这座始建于南唐年间的古刹，原本是留从效的南花园。留从效何许人也？他是泉州本地人，祖籍永春，行伍出身，后来因征讨闽西有功而被闽国提升为泉州散员指挥使。闽国是五代十国之一，于公元945年因内乱被南唐趁虚攻灭。留从效于乱世中崭露头角，牢牢控制住闽南地区的泉、漳两州，被南唐封为清源军节度使，成为听调不听宣的准独立军阀。随着北宋崛起，南唐向北宋俯首称臣，留从效又越过南唐李璟、李煜二帝，直接与北方大国牵上了线，被宋太祖赵匡胤封为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其军阀地位得到了官方背书。
留从效在外交上巧妙周旋于大国之间，保障了闽南一隅的安宁，进而得以在内政上励精图治，为泉州日后的发展与繁荣奠定基础。五代十国时期的泉州已开始参与海上贸易，出口陶瓷、茶叶、各类纺织品以及铜铁器，进口胡椒、沉香、珍珠、琉璃等香料、药材及奢侈品。但当时的泉州还只是中国东南沿海漫长海岸线上一处得天独厚的良港，基础设施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也不高，地位远不如广州、明州（今宁波）这些自盛唐以来蓬勃发展的大码头。只是由于唐末流寇黄巢洗劫广州，尽屠海外客商，重创这座华南第一大港，位于广州和明州之间的泉州才得以抢占到一小片海上丝绸之路的生态位，从此崭露头角。
为了促进本乡本土的发展，留从效在执政十七年时间中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扩建新城，将泉州城从今天开元寺以东周长不足三里的小土围子拓展为城高一丈八尺、周长二十里的大城，不仅把开元寺包进城内，还将城区延展到了晋江北岸，从而便于各国商船停泊贸易；二是拓宽道路，修建货栈，提升基础设施，降低物流成本；三是废除苛捐杂税，降低交易成本，吸引了来自于东南亚、阿拉伯与东非的万国商旅；四是通过向后周、北宋进贡交好，打通南北货运渠道，打开了北方市场，使泉州成为宋、辽两国最大的海外奢侈品供应地。
此外，留从效非常重视教育，每年秋天在泉州开科取士，选拔人才，称为“秋堂”。教育选拔制度不仅在短期内帮助这位本土军阀收附人心，巩固了在闽南的统治，从中期来看，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民众拓宽眼界，遵守法制，从而催生世界级商贸中心，而从远期来看，教育理念的普及极大地提升了闽南乃至福建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地位，“海滨邹鲁”的美誉就是在此时逐渐加之于福建沿海的。
留从效的努力，在他身后逐步见效：北宋统一全国后，福建在整个宋代出了六千多名进士，约占进士总数的六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一，时有“龙门一半在闽川”之说。南宋洪迈所撰笔记《容斋随笔》评价：“七闽二浙，人才之盛，遂甲天下”——这说明福建才是宋代当之无愧的高考第一大省。
而泉州也受益于留从效的精心培植，取代广州、明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被马可·波罗誉为“世界第一大港”——对了，马可·波罗把泉州称为“刺桐”（Zaitun），这个名称源于泉州城中遍栽的刺桐树。这是一种原产于亚洲热带的豆科乔木，由阿拉伯商人带到中国，如今已成为泉州的市花，而当年下令环绕全城种植刺桐的，正是留从效。
承天寺石经幢，墙上为弘一法师写下的禅悟。 （王在田/图）
晚年笃信佛教的留从效生前便将他的花园改建为寺庙，名为南禅寺，北宋年间又由朝廷赐名为承天寺。到了清末，由云果法师发愿重修，承天寺焕然一新，如今大殿匾额上的“闽南甲刹”四字便系云果法师所书。云果法师圆寂后，会泉法师于1913年继任住持，后来又带着弟子宏船远渡东南亚弘法，而承天寺则在十年浩劫期间被夷为平地，在其废墟之上建起了民宅和工厂。直到1984年，少年时在承天寺剃度出家，追随会泉法师出海弘法并继任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住持的宏船法师受泉州市政府邀请回到故土，从东南亚募资重建承天寺，方成就今日规模。
但可惜的是，这座经云果、会泉、宏船三代法师中兴重建的千年古刹，已经没有资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点了。
离开承天寺，我来到江边，沿着晋江北岸顺流而下，探访古泉州的转运码头：江口码头。
“江口”者，晋江入海口也。泉州城西有晋江，东有洛阳江，两条大江在泉州湾入海，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座半岛，叫做东海，如今是泉州市行政中心和行政服务中心所在地。这座半岛本是海中岛屿，因两江携带的泥沙逐年淤积，故而先与大陆相连，再向海中继续延伸。原先的岛屿成为半岛中部的大坪山和桃花山，它们自古以来就是泉州的东方屏障。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泉州太守真德秀在此设立法石寨，成为水军要塞：“去城一十五里，水面广阔，寨临其上，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
而对于各国商贸船队来说，进入泉州湾后沿东海半岛西侧进入晋江，再绕过依山傍水的法石寨，便可到达万里航行的目的地泉州城。因此，法石寨前逐渐形成了泉州历史上最为繁华的法石港，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泽被海滨碑记》云：“法石为要，盖为内通南关，外接大坠，实商渔出入必由之所，亦远近辐辏咸至之区”。如今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点的江口码头就是法石港留下的遗存。
江口码头包括文兴码头和美山码头两处遗址。文兴码头在西，位于上游，是内河船只停泊码头；美山码头在东，更靠近海口，远洋海船可借助涨潮进入晋江在此停泊。这两座码头相距约一公里，构成了法石港内河水运和外洋航线的转运枢纽，共同反映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丝路贸易的繁盛风貌。
文兴码头作为一座内河驳船码头，其整体造型是呈阶梯状伸入晋江的缓坡，以条石砌成。由于河道的自然淤积，历朝历代对这座码头逐步扩建，将条石向江心延伸，从石材的色泽差异就能看出其年代变化。想必是考虑到内河驳船吨位小、吃水浅，当年文兴码头选址于水流平缓之处，既是码头也是渡口。但水流平缓之处也就容易导致江水所携带的泥沙沉积淤塞，数百年来，码头所在的晋江河段逐渐淤积出了一座沙洲——中芸洲，如今成了泉州著名的高尚住宅区，而文兴码头与中芸洲之间的河道逐渐收窄，在我探访时正值退潮，河道已基本淤塞。
文兴码头岸边尚兀立一座饱经沧桑的花岗岩宝箧印经塔，那是宋代遗物，原为晋江入海口的航标塔，后来又被来往海船赋予了祭拜海神、祈福平安的功能。塔身底层为须弥座，四面各雕刻四尊观世音座像；中部四面各以楷体阴刻一字，乃是“佛”、“法”、“僧”、“宝”四字，亦即佛门三宝；其上四面各为一尊拱顶方龛半身佛像，刀法简练古朴。望着晋江江口的这座佛塔，不禁令人想起洛阳江畔洛阳桥头的月光菩萨佛塔，两者形制相似，都是宝箧印经塔，为当地渔民与往来水手带来了强大的心理慰藉，让他们能够坦然面对远离故土的星辰大海。
与文兴码头相比，美山码头所处的河道要深得多，因为这里停泊的是大型海船，不仅选址于水面开阔之处，而且设计为墩台结构，边坡甚陡，便于大船停靠。美山码头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虽然同样面临河道淤积问题，但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叠压增高，历久耐用，展示了宋代码头建筑强大的“鲁棒性”。
蟳埔渔村 （王在田/图）
由美山码头再向东走不多远，便到了著名的蟳埔渔村。宋元时代，大量阿拉伯商人旅居泉州，其后裔汉化后留下了金、丁、郭、卜等大姓（安踏、特步、361°等体育服饰品牌的创始人晋江丁氏就是其中之一），也对本地渔民的生活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蟳埔村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蟳埔女与惠安女、湄洲女并称为福建三大渔女，这些蟳埔老太太辨识度极高：她们或者走在渔村里挑着扁担，或者坐在家门口敲着海蛎，身穿大红的绣花小袄，头戴簪花圈，发髻当中插着象牙筷——据说这是从中亚传来的装束，蟳埔女自宋代以来便是这幅打扮。我来的这天是大年三十，老太太们的簪花圈上插的尚是粉色、桃红和明黄色相间的假花，到了次日她们就会进入过年模式，改为佩戴真正的素馨花和茉莉花，直至正月二十九祭祀妈祖后才切换回常态。
在香火繁盛的蟳埔顺济宫前，我询问一位正在敲海蛎的老太太能否为她拍照，问了几遍，她也用闽南语答复了几遍，大概是说她听不懂我的话，一切悉听尊便。
蟳埔女 （王在田/图）
老太太敲的海蛎学名叫牡蛎，南粤称生蚝，闽南称蛎房，海蛎则是北方的叫法。不过闽南著名小吃蚝仔煎又叫海蛎煎，兼取南粤和北方的称呼，可见在这片南北海商交汇之地，牡蛎的这三种不同叫法是兼容并包的。
蟳埔渔村的另一大看点是遍布全村的“蚵壳厝”，也就是用海蛎外壳砌墙而成的民居。不过出乎我的意料，这些用来砌墙的蚵壳可不是老太太们敲出来的，它们来自东非，是古代经印度洋来泉州经商的阿拉伯货轮用于压舱的非洲蚵壳，比本地蚵壳明显大得多。千年以降，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商旅仍在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塑造着泉州人的日常生活。
蚵壳厝 （王在田/图）
蚵壳墙形成的蚵壳巷 （王在田/图）
离开江口码头，经刺桐大桥跨过晋江，来到晋江市西南郊的华表山，参访全世界唯一留存的摩尼教寺庙遗址：草庵寺。只可惜新冠疫情期间关门谢客，把我挡在了铁门外，无缘目睹这座见证泉州海纳百川广纳天下异教的元代古刹。
由华表山沿晋江世纪大道南下，约十公里就到了安海镇，这里位于晋江市的边缘，一水之隔的海湾对面是南安市水头镇，连接这两座镇甸的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跨海石梁桥，那便是素称“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
经安平桥到安海镇 （王在田/图）
安海镇古称“湾海”，因其地处海湾而得名，由湾海出石井湾，对面就是金门岛。到了北宋初年，唐代望族安氏为躲避战火辗转徙居此地，遂改“湾海”为“安海”；明代又因海盗猖獗而一度改名为“安平”，这就是“安平桥”这个名字的由来。
随着泉州港在唐宋之交的快速崛起，位于泉州湾以南的安海港也跟着兴盛起来，俨然成为泉州“南港”，既便于北上商船在此躲避风浪，也为泉州港起到一定的分流作用。然而，安海港所在的石井湾是一座狭长的海湾，仅靠渡船往来，东西两侧交通不便，据《安海志》记载：“飓风潮波…大为民患”。为了打通这一物流通道，当地富户黄护和僧人智渊联手捐资、募资建桥，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动工，后来泉州政府与南宋皇族也出资襄助，前后花了十五个年头才竣工贯通，这便是横贯石井湾北部，全长五华里，因此又被称为“五里桥”的安平石桥。
作为一座石梁桥，安平桥的花岗岩石板全部采自金门岛，每块石板重约三吨，用海船运到安海工地，趁涨潮时铺设。由于桥下是地形复杂的海床，在南宋时代尚不具备技术能力勘探地基。为了给石桥奠定基础，造桥工匠首创了睡木基础和木桩基础两种全新的作业法，在木头或木桩上压以石板，任其在海床淤泥中逐步沉陷到承重层，再根据水流特点配备长方形、半船形或筏形石墩，才筑成了这座坚固的跨海石桥。
安平桥 （王在田/图）
赶到安平桥时正是大年三十的日暮时分，本以为注重家庭的闽南人此时大概都已回家准备团圆饭去了，却没想到古桥所在的安平桥生态公园里游人如织，老年人结伴坐在岸边聊天，中年人带着孩子散步嬉戏，几个少年则跃跃欲试，准备沿着石桥走上五里地去海湾对面。
望着他们身影渐远，我不禁想起了近四百年前的一位本地少年：他是对岸南安石井人（石井原本也属于安海，明代分拆后分属南安与晋江），生于日本长崎，母亲是日本人，7岁时回到故乡读书，就住在安海镇。他14岁时便考中秀才，21岁得到隆武皇帝赏识，封为忠孝伯，赐姓朱，改名成功。22岁时他的故乡安海镇毁于兵火，母亲死于战乱，父亲则投降了蓄着金钱鼠尾小辫的蛮族入侵者。国仇家恨令他痛不欲生，毅然在孔庙焚烧衣冠，投笔从戎，从此依托闽南老家，坚定不移地与胡虏周旋一生。
少年时代的他，应该也时常踏着这座石梁古桥，步行五里，去对岸探望老家吧。
王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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